【0442 祖大寿很生气】(3/5)

这不由让韦宝想到了历史上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平辽，你的学生是吹牛大王，却没有想到你这个老师却是悲观大王。

“怎么？小宝，你不信为师的判断吗？”孙承宗见韦宝露出疑惑的表情，遂道：“这些话，为师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对你才说的，你在外面可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起。”

韦宝急忙正色道：“是，恩师请放心，小宝绝不对任何人说起，便是亲娘老子也不说。”

孙承宗点点头：“为师绝不是危言耸听！倒不是十几万建奴有多厉害，他们人手不足，所以要不断掳掠汉人过去，其实就算不理会他们，他们的发展速度也上不来！为师担心的是大明自己随时要崩溃了！辽东和东江没有了内地的粮食供应，首先垮台。建奴得了辽东和东江，朝鲜和漠南将再无掣肘。以朝鲜人的战力，五千建奴铁骑就足矣长途南下，一个月之内就足矣取下他们的王城！以朝鲜君臣的胆子和气节，必然立刻投降，到时候建奴将再无后顾之忧，来年必然大军西进！一举收取科尔沁草原各部，击垮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届时，大明关外将尽皆是建奴之地！若大明北方各地的天灾再严重一些，恐怕大明京畿都不稳了！你明白吗？”

韦宝哦了一声，这才知道原来孙承宗是这么想的？推断的倒是很不错！只是你未免将辽东和东江想的太不堪了吧？

历史上东江直到毛文龙死了，还挺了好几年呢，好像1635年才归了建奴。东江亡了之后，朝鲜才在次年被建奴收服的。接着漠南也被彻底打趴下。

而辽东一直坚持到大明京师都被李自成攻占仍然在的好吗？

所以，孙承宗的推论也不是完全正确。

不过，韦宝仍然很是佩服，毕竟自己是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从历史的宏观微观双向来看，根本是上帝视角。

而孙承宗完全是出于个人判断，这已经相当精准了。

“恩师说的有理，可朝廷的人和地方上的守军，似乎没有看的这么危机呀？这可怎么办才好？”韦宝问道。

孙承宗长长的叹口气：“为师也时常为这事感到烦闷不已！的确，绝大部分人不觉得形势已经如此危机了，仍然做着中央大王朝的美梦，仍然觉得四海升平，小小的天灾人祸都只是暂时的。仍然觉得只要江南不出乱子，大明朝不会伤筋动骨！可他们却不知道江南的税赋是靠不住的！”

大明中央的财政拨款到了明末这个时期，最后占了很大比例。

那么银子从哪里来呢？江南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自然主要来自江南。

江南不会有天灾，不会有建奴，也不会有老百姓造反，所以只要江南没事，大明上上下下都不会觉得问题有多大。

因为江南的赋税收入占了明代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税收得起来，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多一些。

苏州府一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远地区的布政司的收入还多。

南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官田的租额要远远高于民田的赋。

其实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占有的土地，只是历史上官田是宋末贾似道收购的宋代的国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明代的时候就延续了原来的租额。

到正统年间，很多官田就因为天灾或者重赋等原因被抛荒或着以“飞洒”“诡寄”等方式隐匿了。

这样一来官员为了达到“原额”就不得不将多余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土地上。

如此循环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赋税。长此以往是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朝廷也很难收税了。

所以正统年间开始有所谓的“周忱改革”，简单来讲这次改革就是不再区别官田民田，把赋税按照田地的肥瘠程度划分等则，以一定比例征收田赋，而且田赋的征收是以银子为结算手段的。

从正统年间开始，以江南地区为主的财政改革就逐渐展开了。

大体的趋势是实物折银，赋税的税种逐渐减少，实际上就是把赋税之外非法加派的杂税也算进去合为一种税。

同时劳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银子结算，以每户所拥有的土地作为缴纳多寡的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改革开始无意识地出现一种“量入为出”的观念，官员每年需要预估本年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这个额度征税。

正统年间到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内容。

所以，与其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的发明，不如说只是张居正对之前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承认，或者说是张居正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之后，继续推行罢了，并不是张居正的首创。

实际上，明代的财政体系到张居正的时候已经较为完善了。

可惜万历三大征，加上后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饷，在原有征税的基础上又增加赋税。地方不堪重负，农民暴动和奴变此起彼伏。

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盐法败坏，与盐法息息相关的钞法也很早就废弛了。

大明的财政收入刚开始比宋朝前期是高不少的，但是宋朝中后期的盐酒茶税上来后，明朝收入就低于宋朝了，但差距也不大。

收入低于宋朝的原因主要是明朝的赋税长期不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

明朝的财政收入从朱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