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末路(2/4)

起初，对于这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叛乱，接到奏报的太上皇乾隆并不以为意，只是命令湖广总督毕沅带兵镇压。因为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白莲教其中一个支系以王伦为首曾发动过一次叛乱，当时的乾隆仅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剿灭了王伦等匪患。如今白莲教故技重施，着实不见得有多大问题。

不过，嘉庆元年的清王朝与乾隆年间的清王朝相比，形势更加复杂。当时除了白莲教起义之外，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人还在乾隆即将退位之际，号召湘、川、黔交界的苗民以“逐客民，复故土”为口号，发动苗民起义，与白莲教众遥相呼应。因此，乾隆及他手下的清兵想要收复旧山河，难度颇大。

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此次白莲教起义蓄谋已久（原定于嘉庆元年三月初十起义），当起义信息传开后，各地白莲教众纷纷以“官逼民反”为由加入起义队伍中。没多长时间，这场原先局域性的白莲教起义，一下子就演变成波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大起义。

▲白莲教起义形势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白莲教起义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前期的准备周密外，也离不开白莲教的影响和乾隆执政中后期日益增多的苛捐杂税。

白莲教在我国的历史由来已久。传统的观点认为，白莲教由宋代僧人茅子元的白莲宗演变而来。由于教义上存在与当时佛教观念相悖的信仰，故而被认为是邪教。但荷兰汉学家田海却认为，茅子元所创的白莲宗，其实与明清时期的白莲教并无瓜葛。后世白莲教的盛行，全然是统治者们出于需要，将此类借助宗教宣传的叛乱都攻讦成白莲教造成的。

清朝早在雍正当政期间就确立了“耗羡归公”的制度，将征收钱粮时，为防止运输途中耗损而多征收的那部分赋税归公，防止官员中饱私囊。但“耗羡”自始自终由百姓承担，民间依旧清苦。乾隆之后发明的“耗羡”项目又远比其父雍正在位时要多，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

鉴于乾隆时期开疆拓土的次数甚多，打仗就意味着要烧钱，单靠正常税赋之外的“耗羡”，乾隆时代的战争机器无法良好的运转。因此，在正赋之外，盐课、关税、渔税、牙税、当税、契税等又成为了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征收这些税赋时，一般都无定点、定额、定时，全由官员横加摊派，导致一件货物遭遇重重抽税、盘剥。困农病商，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故而，在吃不饱饭的前提下，白莲教一打出“官逼民反”的旗号，不明真相的百姓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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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白莲教叛乱超出了自己原先的设想，太上皇乾隆心情惴惴不安。尽管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每天上朝聆听朝臣们的奏报，但身处养心殿，他仍写出了“忽忆捷章仍未到，片时那得获心宁”的诗句。

为了平复自己紧张焦虑的心情，乾隆想到了他最为信赖的宿将福康安。

此前凭借平定台湾、两征廓尔喀等战功，福康安得以晋升贝勒。此时的他，正在贵州处理苗民起义等善后事宜。

但，天有不测风云。乾隆的旨意还未送达福康安，这位乾隆后期战功最为卓着的贵族将领居然因病一命呜呼，令原本焦灼不安的乾隆更是悲痛万分。

惊闻福康安病逝的消息后，乾隆特地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并赋诗道：

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

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

深恩纵加赠，忠笃那能酬。

然而，这一切对于平定白莲教叛乱于事无补。由于湖北战场的清军数量急剧增多，以王聪儿为首的襄阳义军不得不转战四川，此举使得川楚白莲教徒迎来了一次“大会师”，声势更盛从前。

乾隆只能亮出清军看家班底，命令同为悍将的福康安堂兄明亮等人全力主持剿匪。即便如此，清军在对抗白莲教起义仍处于战略劣势地位。

白莲教起义无疑给乾隆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于人们突然发现那个曾经精神抖擞的太上皇突然变成了有些痴呆的老人。正如乾隆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坐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时钟。”老皇帝常常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陷入沉思，忘了时间。

▲孝贤皇后画像。

在太上皇的沉思中，孝贤皇后富察氏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想念。从早年开始，乾隆便希望与孝贤皇后长相厮守。但事与愿违，红颜薄命的孝贤皇后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就因病香消玉殒，徒留乾隆一人时时怀念。就在征剿白莲教的关键时期，老迈的乾隆带着嘉庆皇帝来到裕陵祭拜孝贤皇后，并随即赋诗一首：“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

即便分开了48年，在乾隆的心里，孝贤皇后仍是他人无法超越的“白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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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精力一再减退，体力亦大不如前。以往能亲自发号施令的他，也不得不将这项动作交予其最信任的大臣和珅。这个尽人皆知的清朝第一大贪官，此时迎来了自己地位上的巅峰。

▲和珅画像。

在清代，一般认为“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巧的是，凭借掌控实权的太上皇信任，和珅不仅出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