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三权(1/2)

借助发展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冯承乾提出，应该由政府进行全面规划，并且以时间年限为标准。

由此，中国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二年底，出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五年计划在布尔什维克俄国之前。因为到一九二四年，布尔什维克政权才基本上铲除了国内残余的白俄势力，要到一九二七年，布尔什维克政权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与工业发展才算走上正轨。

更重要的是，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需求较为稳定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的直接利益就是，众多民族企业不再需要盯着海外市场、以及来自政府与军队的订单，依靠基础建设所产生的庞大内需，就能稳步发展，甚至能够获得比出口更大的好处。

间接好处就是，中国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

别的不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仅东北地区就要修建总长度为二千四百公里的两条铁路干线，而这两条铁路线的总投资超过三百亿华元，能够产生数十亿华元的利润，带动上百万个就业岗位。

第一个五年规划出台之后，冯承乾把注意力转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

一九二三年初，在冯承乾的推动下，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有限制的全民选举，并且按照临时宪法规定，在此基础上产生国民议会。在国民议会成立之后，将进行第一次具有法律意义的大选。

在政治体制上，冯承乾选择了美国模式，而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模式。

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到一九二三年的时候，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议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由德皇任命的首相仅仅向德皇负责，而普鲁士政府主宰着德意志联邦，而在德意志联邦名下的议会，连监督机构都算不上，最多只能出台与提交一些毫无意义的法案。

说白了，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德皇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虽然在大战结束之后，德皇也开始进行改革，但是受到来自帝国内部的阻力，特别是把持着帝国经济命脉的容克集团的反对，政治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连支持政治改革的贝特曼都在一九二零年被迫辞职。

至于英国模式，根本没就没有学的价值。

原因很简单，英国不管是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在国土面积上，最多只算得上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国家，根本无法与中美相比。

从实际国情出发，能学的也就只能美国模式了。

正是如此，临时宪法明确规定，国民议会实行上下两院制。上议院由各个省级行政区各选举产生两名议员，每界任期四年，每两年进行一次选举，更换半数议员。下议院由各个省的人口数量决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次调整各省的议员数量，每界任期两年，每两年进行一次选举。在权力分配上，下议员略高于上议院，即下议院与上议院都有权否决对方通过的法案，但是只有下议院有权力启动弹劾总统的程序，并且得在三分之二的议员投赞成票之后，才能弹劾总统。除此之外，下议员推选出来的议长，为国家第三号领导人，地位仅此于总统与副总统。

从根本上讲，国会为立法机构。

在行政机构上，总统自然为首。

最初的时候，冯承乾没有打算仿照美国，即通过直选的方式产生总统，而是打算采取英国模式，由国会推举产生总统。冯承乾这么想的原因很简单，即中国还没有进行全民直选的文化与思想基础，百分之九十九的国民甚至不知道选票是什么东西，也就不可能知道选举权的重要性。

只是，在与参与临时宪法制定工作的民间代表商讨之后，冯承乾认识到，他之前的观点太肤浅了。

不可否认，在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确实不具备直选的基础。

问题是，谁能否认，在几十年之后，也不具备直选的基础？

更何况，美国的政治体制形成的时候，照样有很多国民不知道选举为何物，甚至有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参与选举。可是仅仅几十年之后，绝大部分美国人就认识到，选举权是公民手里最重要的权利。

任何一套制度，在建立初期，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键就是，制度本身有没有自我完善的机制，会不会在发展之中，不断的修补自身存在的漏洞。

显然，直选比间接选举有更强的生命力。

说得简单一些，直选就是把权力交给所有人，而间接选举，将不可避免的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最终，冯承乾决定采用直选。

只是，第一次全民大选没有定在一九二三年，而是定在一九二八年。

原因很简单，一九二三年底，国民议会成立之后，百分之百的议员表示拥戴吴铁生与冯承乾组建中央政府，并且推举吴铁生为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甚至还有多数议员提出应该由冯承乾担任总统。

当然，冯承乾没有跟吴铁生争总统的位置，甚至没有成为副总统。

只是，在国民议会议员的全力支持下，立即进行全民大选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也正是如此，才由吴铁生继续担任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任期为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吴铁生的任期届满之前，再进行全民选举。

随后，在正式出台的宪法中，对全民选举做了明确规定。

说得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