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3/5)

的佼佼者，古文极有根底，还能书善画。画我不懂，只觉得颇有书卷气；他的字，秀于外而锋力蓄于中，是真懂和真会写的。我手头有几封他的来信，全是毛笔小行楷，一笔不苟。一九九八年他因尿毒症，在透析中瞬间晕眩不省人事，恢复后在一本画册的一页上画满了草地和花丛，独秀的是菊花（芳草满园），另题了一首小诗：

咏老自勉

甑堕元已破，况今老衰残。

伏几惟述作，弄墨有余闲。

方寸容天地，须臾即神仙。

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

画菊花，而用桑榆何晚，意在画外，全非“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此诗此画很能表达他病中的心境和其国学根底。

乐民先生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发现自己在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性（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他问自己：

“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一边。但是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

他以为，今天品评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由于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比较自然地就以能否通往“现代化”为唯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甚而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

“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圆其说了。

乐民先生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还代表着某些优秀文化素养，一个读书人有没有这份素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是无能为力的。

乐民先生同意庞朴教授和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以为“传统文化”

比较具体，比如我们古代的文物、文学、绘画、历史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是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或者道德性的“道统”，主要是“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传统”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就是从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和自下而上的“臣民\主义”。问题就出在这种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沉淀而成的政治文化上，政治文化往往是可以决定一种社会形态的。

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返祖现象”，在“文\革”中以全面专政的名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变，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一句话，中华帝国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产生自己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十八世纪中叶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社会（包括人的思想状况），一直停留在古代。冯友兰先生说的最精彩了：“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在中西相遇那一刻，中国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中国是在与西方相遇、相冲突，而又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才过渡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这个道理康有为倒是懂得的，他在《上皇帝书》中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乐民先生进而说：

“从世界大势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皮名举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说，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话真是极尽文化史的要义。这都是由历史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事，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乐民先生转引于光远先生的话说：“政治上是可以妥协的，理论上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他毕生所遵循的。

这些道理说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驱之不去的情结，中国为什么总是落在人家的后面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那就是需要启蒙，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和制度。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二者分开以来，有一个多世纪了，仔细推敲一下，中国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按照张制军的“八字箴言”办事的，很少出轨过。百年前的严复早就说，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之用；西学有西学之体，西学之用，“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