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5/5)

信中，曾谈到研究马克思的问题。他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思想史中的一员，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唯一。六十年代，他一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宾，周总理突然对座中的中国人说，要好好研究阿奎那，但为什么？周没有说。直到八十年代，找来读了，发现阿奎那把“人”的认识从“神”那里部分剥离出来了。“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

逝者已矣，乐民先生带着他的“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未了遗愿走了。他去世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觉得时至今日，实实在在地博古通今，融汇中西，既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又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的学者和师友，真是走一个少一个了。为中国深层次的学术计，不禁忧从中来。

按资中筠先生的说法，像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已经感到与老师潘光旦有了差距，还不仅是在学问上。比费孝通晚的陈乐民、资中筠先生也都表示与前辈师长陈序经、雷海宗、张东荪、冯友兰等人之间，有不可追补的差距，还说自己这一代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向何处望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真心话。如今走一个少一个，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

对这一点，中筠大姐说，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乐民兄引定庵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寄寓着对未来的期望。我衷心希望我们将生活在愈加明朗、灿烂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