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1/5)

本文来自《读书》杂志，作者朱尚同

08年我国欧洲学大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乐民先生去世，我将资中筠先生发来的讣告转发给党史学者韩钢先生，第二天就收到韩钢发来的e－mail。他说：“我与陈乐民和资中筠先生都不熟悉，却对他们非常敬重。无论学问还是人格，他们都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合著《冷眼向洋》一直是我给学生布置的必读书之一（恐怕已成为他们夫妇合作的绝唱？）。今陈先生忽然西去，对他来说也许是超然了，却给生者留下哀痛和永久的怀念。天国里多了一颗纯洁的灵魂，人世间少了一位正直的学者。我不知道是该祝贺天国，还是该哀叹人间。”

这些话，看似极普通却使我憬然有悟。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写的《一代风骨今何在》这篇评介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文章。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中筠先生所指的“一代风骨”着重讲的是人，是一种学者之“魂”，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的，是一种浩然正气。我想中筠先生那篇文章，所指的那种风骨，不也是五十一年忧乐与共的她对乐民先生最恰当的推许和纪念么！

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据我这样一个曾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学学者的体会，思想和学问融汇中西，人格独立，不随俗，不媚俗，不因权势、利害、宠遇、逆境而折腰，不与潜规则同流，坚持守着“士”字的士，确乎是难矣哉，少矣哉了。韩钢说陈先生“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就这一高度而言的，是一个晚辈党史学者对一位欧洲学大家心仪的追思。

乐民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既平正通达，又以诚为性命，凛然有节概，一以贯之的是民\主和科学的五四精神。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岁末印送的致友人书中说：“从陋室（“芳古园陋室”，乐民先生家）向外望去，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却令人忧思不断，这些忧思常流诸笔端。”又说：“平时看书和所思所想仍然不离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在比较中加深西方‘启蒙’运动对一个民族振兴的悟解，盖横踞心中者，常觉吾国吾民尚需：“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留下的任务，那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职。”他写这些话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血液透析已进入第八年的时候，而念兹在兹还是这民族振兴之道。套用白居易与元九书即可见他“行守高洁，志在兼济，奉五四精神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文”。韩钢说他“忽然西去，对他也许是超然了”，是由文及于人而懂得乐民先生的。乐民先生自称和胡绳先生一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等到

“文\革”中后期，一旦悟而求解，就自然背负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令人忧思不断”社会的责任重担了。

他何尝不想求超然和闲适呢，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又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进协和医院，因长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瘘，只能勉力写小楷，录东坡先生“定风波”词，词后题记有云：“东坡遇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吟啸徐行，沉浮均无挂碍，山头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当如此。”就在临近七十写此题记的后十年间，竟然又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或放眼于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化，或深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卓然成家。在他走了，“也许是超然了”之后，中筠先生和女儿陈丰检点他留下的囊帙中，文稿和笔记，尚可出\版好几本著作；春蚕到死丝未尽，乐民先生告别人世之际，是言犹未尽的。

是的，由于历史的荒唐，他志于学虽不比孔夫子晚，却无声地虚掷了人生最好的三十来年。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仰慕前辈对中西文化的系统、广博的学识和根底，自己望尘莫及。仅仅就他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百余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都有先行者，例如早有郭嵩焘、严复，稍后有梁启超，再后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雷海宗，以及更近的思想家顾准等等，群星闪耀。乐民先生属于传承兼过渡的一代。他研究的是欧洲，长于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心之所系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看法，而归结点则是我们苦难而坎坷的民族，何等需要持续而有效的启蒙。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百年来早已提出，有一些还是先贤已经初步理清了的问题，加以深化，本非难事。但在现当代中国，这些问题都带有特殊的敏感性，又因为定于一尊，从理论到实践被胡搅蛮缠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了，中国最富潜力的老一辈也已凋零将尽，在少数幸存者奋展余辉的同时，乐民先生立即紧追西南联大、燕南园（老）清华园……的文脉，写了一大批书和文章，对这些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当然首先由于这些先贤给了他充沛的营养，但更由于时代毕竟不同了。陈序经、张东荪等等先生们，在当年确是站在世界潮流高度的学者，但他们大多没有完整经历过共和国这几十年的沧桑反复。顾准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没有经历过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更无从知道在这样“崛起”中出现的问题和隐忧。就世界范围而言，这半个多世纪也出现了一系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变化，资本主义非复当年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