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一个悲伤的故事(1/4)

原标题：没有身份的隐形人

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 [“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了空想，糟糕的生活已经纠缠了他18年。

记者_郭丽萍

深圳报道

摄影_赵炎雄

3月15日傍晚，在深圳大学门口，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身旁驶过。“喏，人家可以自由考驾照、买车，我就不行。”他的脚步慢下来，声音也比前一个话题低了一档。

他年近五十，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生活的城shi飞速地膨胀、奔跑着，而他的人生半径却被牢牢地界定。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就连朋友很久以前寄来的包裹，他能做的也只有把邮政通知单连同其他最重要的文件齐整地收进文件袋，任包裹继续躺在哪个仓库的角落里……

这与当初父亲给他取名“张强”的本意已远远背离。“就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箭，一直是绷着的，很累。”他说。

这一切源于那张长85.6，而他现在已经还不曾拥有的卡片。它不起眼，却有着官方给予的带着权威的名字：居民身份证。《南方周末》曾在2011年报道说，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这样的“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

张强觉得“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

隐形人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当天是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天色渐黑，张强正往表弟打工的餐馆里赶。在深圳，这座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裕起来的城shi，没有固定工作的张强每天都在认真考虑一日三餐吃什么的问题。而去表弟那不仅可以吃到好东西，还不用自己买单。

走到离南山区政府不远处的时候，蓝白相间的移动警务室进入张强的视野，里面一名警察低头忙着什么。

张强条件反射式地紧张起来。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成了空想。2003年“孙\志\刚事件”爆发之时，张强也在广州，他清楚地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结果——那个年青人因为没带证件，被民警带走，后来死了。

“这种事也可能落在我头上。”张强担忧。18年的时间里，他没少经历被查证件，地铁站、火车站，甚至是平淡无奇的马路上，随时会碰到的警察，避都避不开。

十年前路经东莞shi虎门zhen时，张强搭乘的大巴被拦下，十多名戴头盔、配着微型冲锋枪的执勤警察要查验乘客的证件。

张强第一次看到这种架势，他被叫下了车。报上身份证号码，对方查了之后说没有这个人，配枪的警察警觉起来。尽管不清楚将会面临什么，张强还是反过来安慰对方：“你们不用紧张，我戴眼镜的，对你构不成多大的威胁，如果识别不了我的身份，没关系，我把我的基本情况告诉你。”

被叫来的领导看了看，放他回车上。外人很容易嗅到张强的“无害”气息：身材敦实，剪着板寸头，方脸上驾着一副黑框眼镜，喜欢穿休闲服装和运动鞋，文质彬彬——属于“读过书，有文化”的人群。

但张强碰到过的警察，态度就有好有坏。好的，会为同事的傲慢向张强道歉；差的，招手喊一句“喂，你过来！”他说，就像“叫一条狗一样”。

“我尊重他们，不会抱怨或不配合。”张强已经有一套相对明智的应对法则，且知道如何说服自己让内心保持平衡，“即使态度差，我也知道不是针对我，虽然心里不舒服，但也承受得了。”

第一次进派出所的情形，张强记忆犹新。那是2012年的11月，夜里十点多钟，他被两名便衣从住所带上了车。这辆挂着普通牌照的小车穿过深圳科技园一条偏僻、没有路灯的道路，路边的工厂早已下班，不见人迹，便衣一左一右地将张强夹在中间，没人说话。张强想着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进派出所，治安队长就迎上来：“你怎么可以发这个东西呢，那是你说的话吗？”张强在微\博上看到一些“领导的兄弟姐妹都出国，国外的身份都有了，我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顺手把它转到了一个qq群里。

问题出现在做笔录核实身份的时候。

“叫啥名儿啊？”

“张强。”

“身份证呢？”

“没有。”

“身份证号码？”

张强把仅有的已经过期的第一代身份证号码报给他。“人家都18位数你怎么就15位数呢？”这位姓沈的治安队长记下姓名、号码，转身到另一个有电脑的小房间。在东北出生、长大的张强听得出他的东北口音，原先悬着的心已稍稍平复了些。

回来的时候，治安队长有点不高兴，态度严厉：“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名，你这事可大可小，你实话实说你叫什么名？你到底什么身份？”

“我真的叫张强。”

“那你拿不出证件。”

“我拿不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