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时代(1/2)

在明末经济繁荣的江南，正是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拒这种资本主义的展是无序而又混乱的，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商人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比如以崇明高氏为的大海商，以及以江阴商人程璧为代表的徽商，这种资本力量在经济展上需要引导，在政治上需要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明末重农抑商、视经商为贱业、动辄海禁扼杀商贸的国策。

高旭的同盟会，正是吸引了这股商业资本，他才筹措到大量的钱粮用于同盟军的扩张。而且，高旭自己身为崇明高氏的少主，也是大海商的代言人。

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展，为高旭既定的重商主义方针，提供客观的前提条件。唯有奉行重商主义，才能打破闭关锁国，才能有逐利的驱动力来进入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的殖民者争夺世界性的诸如南海、澳洲、美洲的全球资源，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窝里斗，好不容易大一统了，便以天朝上国自居，又进入固步自封的循环。

除了经济上已构成资本主义展的客观环境之外，而在政治上，摄政王多尔兖一道剃令，又为朴素的民族主义的萌芽提供了条件。自秦代以来，无数的王朝更替，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乏有异族入主中原，但都没有要求百姓剃的昏招。但历史上证明，摄政王多尔兖这一招并不昏，在这个时代，冠犹如一道chù_nǚ膜，一旦捅破之后，就让这些满清鞑子奴役了华夏二百七十多年。并且这种奴性阴魂不散地持续到高旭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来到这个时代，身为后世人的高旭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从眼前开始？！

这是一个大厦已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时代。

如果高旭没有亲身经历过江南这种“留头不留，留不留头”的反抗剃令运动，还真的难以置信这些大明百姓视冠比性命还要重。因为这种民族性骨子里的特质，在他的时代早已遗弃了。

他身临其境时，他才感同身受。

他感受到一个民族久违的血性与坚持！

这种观念曾经使当时来华的葡萄牙商人惊诧万分。他们无法理解，女真鞑靼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忍了，霸占他们的江山，他们也忍了，只是要剃他们的头时，他们终于不忍了。他们为了冠而誓死抗争，血战至死也在所不惜。

这些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在这冠之中，有着一个民族的传承，有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而满清鞑子却是要阉割这份传承，这份尊严！

当江阴倡的“头可断，不可剃也！”时，正是一个民族为尊严而奋斗的先声！

正因为在这样的先声之中，高旭才能顺应时势，以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把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些捍卫尊严的反抗力量聚沙成塔，才把钱谦益口中所谓的“三吴之地，民风柔弱，不须大兵征讨，传檄而定”的江南，成为成千上万的满清铁骑的葬身之所。

所以，高旭以重商主义调动这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把江南百姓在反抗剃令中所形成的朴素民族主义，升华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源动力。

但是，在这个留不留头、活人不及死人香的时代里，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牺牲无数的英烈，终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难道又要把这个民族禁锢在极端的皇权下，在破与立之间不断轮回的怪圈当中么？

高旭当然不愿意。

但幸好这个时代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

除了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让高旭有了实行重商主义的土壤，以及反抗剃令让高旭能够倡导近代朴素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产生的反对封建**的思想。比如明末诞生了三大思想家，除了让高旭寄以重任的顾炎武之外，还有黄宗羲、王夫之俩人。

除了顾炎武以“众治”代“独治”之外；还有王夫之也有“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而黄宗羲更激进，在他的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启蒙，高旭起草的体现民本思想的《同盟宪章》先得到了顾炎武的支持和认同。顾炎武甚至在同盟会的内部文书中，以宪历元年来改称隆武元年。

身为后来者，高旭知道十七世纪中约，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方拉开距离地源头。这个时期，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展开辟了道路。而东方，则是更原始、更野蛮的建洲女真入主中原，一个寄生虫式的少数族群，侵蚀着中华民族的长达二个多世纪的活力，到了最后，便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诸国之欢心”的结局。

一直以来，高旭在深思着如何构建同盟会的治政体系。身为穿越者，有太多的政体可供他选择，考虑良久之后，他把当初同盟五司缩减为三司，即行政司、军政司和宪政司。这种三司分立的体系能否行得通，也需要实践去证明。

行政司下设吏政、民政、工商诸部；军政司下设后勤、6军、水师诸部；宪政司下设检察、律法、宣政诸部。由于高旭起草了《同盟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