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势(1/3)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中国军队尸山血海、忠勇无畏，使日军太阳旗失去了炫日的光芒，雪亮的战刀钝锉于青山碧水之间，三个月灭亡中国成了遗笑大方的话柄。

三年里国内国际局势也发生了不少变化，1938年年底蒋介石在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军委会各部和全国的高级将领外，第三、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也被通知列席大会，周el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中蒋介石说道：“……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时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沒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敌周旋，使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日军占顷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人力强大，战斗力仍很强。

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

蒋介石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全体到会将领们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这里，蒋介石已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这恐怕或多或少取决于在前十年内战中，他的正规军同红军游击队作战吃亏受挫而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为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地主动地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前线來，以此减轻敌后游击部队的压力。

为了适应这扯大了的战争摊子，便于指挥作战，蒋介石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兵团、军团两个层次，以军为作战的基本单位；取消西安、广西、重庆等行营，另设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以程潜、白崇禧分任行营主任，在最高统帅部之下，由程、白二将军分别负责指挥南北两大战场。

重新划分战区和编组部队后，全国兵力总计：250个步兵师，29个独立步兵旅；13个骑兵师，10个独立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部队若干，如果仅从步兵师來看，经过两年多的抗战，中国军队不但沒被日军消灭，反比1938年1月的210个步兵师，多出40个师。

而就在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在东京，日本天皇也正在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中心议題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的形势，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

会议对形势的判断如下：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柔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日本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太乐观了些，在他们看來，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沒意思，才停下來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新中国”。

而实际上，当时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卫师团，完全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24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日本某些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

此次会议后，根据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日本陆军省起草了攻占武汉以后，中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之点为：第一、日军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