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祥逃亡记(1/3)

发布本文说明：这是一位健在的老人真实回忆录。老人对他自己因逃亡而余生的经历耿耿于怀，在我这里耽搁了两天，叫我为之写了这么一篇回忆录。这篇回忆录，与我正在网站上发布的长篇源梦》有着相似的内容，便将其名字和所说的地址变更了一下，发布在这里，以读者相比照。说实在的，这样的事件，在当时非常普遍，每个当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情节有些不同罢了。可是，我们今天的人看了，大约会怀疑：当时的人怎么会三那样无能？他能够无端的残害你，你为什么不反击他呢？如果您真的这样想，那就是太天真了——您去看看《桃源梦》里的董成武和董正佩事件，便会明白的……

赵林祥逃亡记

——共产风中的真实记录

我的祖父赵永根，是位苦做苦累的农民。解放前家里虽然有三、四十亩水田，而长年只请一、两个长工，大部分农活都是他和我父亲赵荣才自己做。祖父由于常年的劳累，身体精干、墩实，脸色苍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背也累得驼了。在他上了点年纪的时候，人们绰号他为“老骡子”。由此可见，当时他们劳累得艰苦程度了。也就是因为有着这三四十亩水田，1949年（我11岁）解放时，家庭被划为富农成份，在村上成份最高。不过，当时政府对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进行打击。因此，我们对这样高的成份并不十分介意。

哪里知道，这样的成份，到了共产风时，却成了我家灾难的根源。村上潮头红当时是河上大队副书记、我们镇南中队的指导员，掌握老百姓命运的第一把手。在社员（普通老百姓）面前，他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为了达到压服社员的目的，他拿我家“富农成份”做借口，极力打击，制造高压政治空气，警吓村上其他人。他虽然与我同姓同宗，而对待我一家人的残忍手段，说起来却令人震惊！在那种情况下，我的一家险些遭了“灭门之灾”。这个人是谁呢？我村上象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知道。他现在虽然死了，但是他还有后代。当时他能毫无人性地对待我，而我今天却不能不要人情地难堪他的下代。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我不便在白纸上写上那可恶的名字；只用潮头红做代替了。

共产风中，人们都被强迫命令管制着，在一起吃大食堂。口粮一天只配二两三两，天天饿死人。长期饿肚子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弄点吃的。哪怕是搞点青草、树叶、野菜吃吃，或者烧点开水喝喝，也是好的。可是，只要让潮头红看见了，他就大发淫威，暴露出他那野兽般的本性。他一天到晚农活不沾边，专门在村上转悠。只要见到谁家在冒烟，就立即赶到，把锅砸碎，把灶毁掉；同时，还污七八糟地辱骂、拳脚相加地把烧锅的人殴打得死去活来。如果有谁侥幸弄到了一荷藕，或者找到了一点胡萝卜之类的东西，只要被他看见了，东西被他夺走，人被他辱骂和毒打，还要被抓去捆起来罚着站在板凳上遭受斗争，叫做“站板凳头子”。寒冷的季节里，还往人身上泼冷水。当时的社员，本来就没什么体质了，再遭了这样的折磨，许多人很快就死掉了。这样，人们没办法弄到填肚子的东西，只吃食堂里水一样的一点点菜糊，天天都有人被饿死，即使是年轻人也不能幸免。我村上当时近三百人口，就死掉了七十多，占三分之一还强。一个家庭死了几个人的多得很；有的还被灭了门。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每当提起共产风，谁都痛心疾首。

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情况呢？原因是：第一，口粮配得太少；第二，不准人们自己找点吃的，更不准私人家里点火烧锅；第三，占着权力的干部和附和着干部势力的积极份子们，为了自己的活命，利用他们手里的权力，把配给社员们的那点口粮暗地里偷着吃饱喝足，于是，社员们吃得更少。社员们饿得还没死掉的，也只剩一口气了，而他们却都还身强力壮，有力气打骂社员。

共产风的1958年，我父亲四十三岁。那一年春天，他和村上人到前阁挑配给的大米。去挑米的人在那里吃糙米饭，我父亲因为饿怕了，见了饭吃得太多。吃过以后，又立刻挑起二百斤重的米担子，劲出的太猛，挣坏了消化系统。当时肚子就痛得不行，米也没能挑，回来就病故了。父亲病逝后，潮头红就以“富农”的帽子扣在我母亲头上，借着政策的风头狐假虎威地坑害我的母亲。他用硬纸板做成牌子，写上“富农份子”的黑字，用草索穿着，挂在我母亲的项颈上，每天早上强迫她站在大路口“示众”，还常常把她揪到附近村庄里去游斗。我的母亲，一个妇道之人，身单力弱，潮头红却硬惩罚她做重体力劳动。他总是跟着上面的政策搞形式化活动，有一项就是所谓的“深耕”。田里的土翻耕过来后，他强迫我的母亲，天天晚上去搬大块泥土，说这样做就叫“管制劳动”。

我可怜的母亲哪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尽管这样，她为了我们姊妹能够生存，还将她从食堂里打来的、她本份的那一点水一样的糊，省一半给我们吃了。因此，她成天比我们更加饿肚子！1959年的春天，母亲年仅四十三岁，便无可奈何地抛下我们姊妹五人，离开了人世。母亲临死前，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死后，再没有人省给你们吃的了，你们也很难活得下去啊！”她死的那天，我好不容易在食堂里讨来了二两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