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冰释前嫌（二）(2/2)

“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五月初六辰时（注：上午 7～9 点），忽大震一声，烈逾急霆，将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根或向上，而梢或向下；又有坑深数丈，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自西安门一带皆飞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自宣武门迤西，刑部街迤南，将近厂房屋，猝然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惟卖酒张四家两三间之木箔焚然，其余了无焚毁。凡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luǒ_tǐ，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12]

明季北略

明末著名历史学家计六奇在他写的《明季北略》一书中，也生动地叙述了这次大灾变：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注：上午 9～11 点）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震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数万间，人二万余，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重叠，秽气熏天，瓦砾腾空而下，无所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京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天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

天变邸抄

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为这场大灾变而颁发的“号外”—《天变邸抄》之中。《天变邸抄》还记载了大震爆发后许多人失踪的事件：

“大木飞至密云，石驸马大街五千斤大石狮子飞出顺城门外”。

“长安街一带，时从空中堕人头，或眉毛或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德胜门外，坠落人臂人腿更多”。

“宣府新推总兵拜客至元宏寿大街，一响和马同长班七人并无踪迹”。

“粤西会馆路有慕师开学，童子三十二人，一响之后，先生学生俱无踪迹”。“承恩寺街有女轿八肩过，震后，只见轿打坏在街心，女客轿夫俱不见”。

先拨志始

明代学者文秉在《先拨志始》：

“从西北起，震撼天地。黑云乘之颠荡，坏民居室数里无存，驴马鸡犬殆尽，断臂折足破头缺鼻者，枕籍于街”。

明史

《明史·五行志》记载：

“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地中霹雳声不绝，火药自焚，烟尘蔽空，自昼晦冥，凡四五里”。

丙寅北行谱

朱祖文在《丙寅北行谱》一书中记述：

“忽闻恭厂地雷之变，地裂一十三丈，火药腾空，不焚寸木，而倾复房屋以万计，男女以千计，声震宫阙，为古今所未有”。

芜史

《芜史》记载：

“王恭厂署在都城之西南隅。天启六年五月忽大震，拔大树二十余株；根在上而梢在下，近厂房屋倾倒，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数千人。乃改卜于西直门街北建厂，熹庙赐名曰安民”。“屋至东华门，坍颓稍缓，内阁格窗倾毁殊基”。

日下旧闻

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一书讲述：

“天启丙寅五月六日，王恭厂忽震烈。平地陷两坑，约长三十步，阔十四、五步，深两丈许”。

两朝丛信录

明代学者沈国元在《两朝丛信录》一书中转载了当朝御史王业浩呈天启帝的奏折：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臣等于辰刻入署办事，忽闻震响一声，如天折地裂，须臾，尘土火木四面飞集，房屋梁椽瓦窗壁如落叶纷飘。臣等俱昏晕，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拼命扶行，及至天井，见火焰烟云烛天，四边颓垣裂屋之声不绝。又觅马出衙门，首见妇女稚儿泣于街，则知屋碎坏不胜计也。震压冲击，蹂踏死者，不可胜计也。比策马行不数步，又见万众狂奔，家家闭户，则因象房（注：王恭厂附近有皇家畜养大象的苑囿，故此这一带至今仍叫做象来街）倾倒，群象惊，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骑至朝房，惊魂甫定。”[6] [7] [12-15]

影响编辑

灾变后，明朝举国上下一片慌乱，人心惶惶，朝野震动，怨声沸腾。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奸臣贼子、阉党宦官横行霸道、倒行逆施、贪污受贿、腐败成风所招致的“天谴”，“苍天有眼惩治朱家王朝”；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上天示儆（警告）天之子”，上书要求皇上“反躬修省”。灾后第三天，皇帝颁发圣旨追究大臣的责任，下了一道“罪己诏”，将自己骂一通，并表示要亲自赴太庙祭拜。他指示所有的“中外臣工”都要穿朴素的服装，务必竭力虔诚地“洗心办事”，“痛加反省”，以便期望王朝“长治久安，万事消弭。”[7]